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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1章 等你开口求合作(2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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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族隔离政策和民主党、共和党都脱离不了关系,但和民主党捆绑的更深,之前的罗斯福,现在的胡佛,两任总统都是民主党,共和党不会愿意看到下一届总统还是民主党,自然要对民主党进行狙击。

无论是出于国内的党派斗争还是国家安全,黑人问题都会推向风口浪尖。

无论是飞车党、女权、黑人反种族隔离、意识形态斗争,都在把一些个人思潮和价值观推向个人主义、多元化、追求自由、质疑权威、反对体制、逃离社会等理念,人们会变得越来越追求自由与个性。

对我们而言,大众文化就是商业文化,我们要把产品与大众的价值观互相通融,大众在追求自由、个性,我们就在产品中注入这两样。”

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领子,“西服配衬衣打领带,代表着传统的精英文化,这种文化是精英阶层历经数百年的演变最终定格,而且是制服化,与制度化有很深的联系,不管大众文化再怎么变化,它都会有一席之地。

就现在来说,穿衬衣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,穿衬衣要比穿汗衫体面得多。

所以,我在创立中华制衣的时候,选中了综合起来起步阶段难度不太大,但生命力又比较旺盛的衬衣。

我们第一步的品牌影响力营销告一段落之后,第二步的营销方案就是把好运来衬衣同阶层、身份进行捆绑,要给大众制造出只有在办公室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,才有资格穿好运来衬衣。

反过来说,只要买一件好运来衬衣穿在身上,立刻会变成体面人。”

林醒良问道:“故意制造出门槛?”

“差不多这个意思,我们要给消费者输出这样一个观念:买好运来的消费者都是体面人,只有体面人才有资格买好运来。没有这种观念加持,收入不高的家庭哪里会舍得花上十几元买我们的好运来。”

林醒良犹豫一下,说道:“老板,我们的定价是不是偏高了,做一身旗袍不过只需十三四块,我建议推出定价低一点的款式。”

冼耀文淡淡一笑,“你说的是最普通的旗袍,那些好的、真丝的旗袍,一件还不是要几十元上百元,我们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,价格不能降,只能一步步往上涨,要是谁都能轻松买得起好运来,品牌也就完了。”

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,又指了指车间楼,“一旦没了品牌加成,我们凭什么跟其他制衣厂竞争?

只能依靠压低成本,从你身上,从办公室职员、车间女工的身上,先压工资,再压福利,然后延长每个人的上班时间,降低食堂的伙食标准,什么菜便宜就买什么菜,米也买最便宜的,粗粮、细粮掺着吃。

托儿所、医疗室、班车,这些既费钱又对生产没多大帮助的设施,也应该全部停掉。”

说着,冼耀文又指向托儿所外面的滑梯,“还在襁褓里就带到托儿所,上班时间跑过来喂奶,为了催奶,在食堂里一个劲吃荤菜,晚上带回去吃的饭菜也会偷偷多打一个人的量。

这些我全看在眼里,可我并不想为难大家,有些事情只要不是太过分,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。

但是中华制衣是工厂,不是善堂,我宽容并不代表我蠢,账我还是算得明白的,我们厂里的一切福利都要以利润为支撑,为了维持高福利,我们的核心产品必须追求高利润,薄利多销只能当成营销手段的补充,而不是主要手段。”

冼耀文拍了拍林醒良的肩膀,“消费者是上帝这一点,我们既要说,也要落实到做,但心里不用太当回事,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拿过来装到我们自己口袋里。

我们包括我,你,还有厂里的其他人,我们大家才是一家人,自己人,有福同享。

薄利多销是在保障我个人利益的基础上,牺牲厂里其他人的利益去讨好消费者,厂里赚多赚少跟大家的关系不大,大家能拿到的无非就是最基本的工资,福利就不要想了。

清末的一位大臣他塔拉·刚毅说过一句话:我家之产业,宁可以赠之于朋友,而必不畀诸家奴,也就是后来梁启超总结出来的那句‘宁与外邦,不予家奴’。

我觉得这种思想要不得……”

冼耀文故意顿了顿,摆了摆手,“算了,不多说,再往下说就是标榜我自己,我们还是说回夹克。

飞车党文化一旦传播开来,摩托车还有他们身上穿的皮夹克也会流行开,服饰的专利形同虚设,很容易就能绕过去,我们可以在Perecto的基础上进行修改、升级;

一开始先推出雷同的款式,定价比Perecto低一点,但不至于低到有倾销嫌疑的程度,搭上这辆顺风摩托,一头扎进美国市场,然后随着飞车党攻略其他国家,一个新品牌就能走上轨道了。”

林醒良忽然迷糊地说道:“老板,不对啊,伱刚才说新品牌走薄利多销的路线,但是你现在说的明明还是走精品路线。”

冼耀文轻笑一声,“新品牌和好运来差不多的品牌运营思路,一开始也会把中英文品牌分开,中文走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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